關於行動，和失落的細節

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
明報 2011-06-09

6 月4 日晚上燭光晚會結束後，我和200 多位朋友一同參與了往北角警署的「政商崩壞堅守街頭」遊行，聲援26 位在3 月6 日被警方以「非法集結」拘捕的朋友進行「踢保」。「踢保」的意思是放棄保釋，寧願被警方拘留48 小時，亦要警方終止無了期的保釋，促使警方決定到底要起訴還是不起訴。26 位打算到北角警署的朋友，早前已通知負責其案件的重案組，亦於遊行前與警民關係組商量好遊行路線，在大家有共識的情下在維園出發。

細節的意義

遊行路線不長，所需時間約1 個小時，而遊行亦一直只佔據英皇道1 至1.5 條行車線，當時仍有車在遊行隊伍旁經過，對夜晚的往來交通影響不大。當遊行人士根據早前與警方商量好的路線、相安無事地行至電廠街，只差20 分鐘路程就到達目的地，此時警方突然不容許遊行繼續進行，甚至不容許只行一條行車線或改行其他路線，而要遊行人士轉用行人路。有參與過示威遊行的都知道，即使只有數十人的遊行，也會使用馬路，何超過200 人的遊行？遊行人士拒絕了警方這無理要求，雙方為了那20 分鐘路程僵持了近1 小時，終於部分遊行人士自行走出主馬路希望繼續前行，變成了53 人被捕，媒體說的「堵路、衝突、清場、拘捕」的簡化版故事。

作為知道真實情的參與者，當然希望巿民可以透過媒體了解事情發生的真相，而真相往往靠細節展現，所以仔細解釋事情的細節，讓公眾了解孰是孰非，既是主流媒體的責任，也是希望透過媒體向公眾展現事實的行動者的責任。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公眾了解新聞的方法往往不是逐字細讀、抽絲剝繭尋找真相，而是透過某些關鍵字、某些既定的框架去幫助理解，例如當巿民將「堵路」作為事件的關鍵字，則很容易將之自動演繹成「示威者故意衝出馬路、堵塞交通、令巴士排長龍，所以警察將他們拉回差館也是對的」。這種理解事情的框架，會隨類似事情發生的次數增加而愈加鞏固，愈鞏固則細節愈容易被忽略，也愈難使公眾了解每個事件當中的差別和理念。

我了解許多朋友在行動之後，都會埋怨主流媒體錯報亂報、埋怨公眾不理解。明明道理在我方、明明是我們被挑釁、明明我們已盡力恪守和平原則，卻被說成是搞事暴徒，心中好不難受。然而事情不為個人意願而轉移，尤其在面對希望示威者衝突的警察；參與行動的朋友，除了要把握每一個機會向公眾解釋，更要進一步思考怎樣才不會落入警方的陷阱。就如今次事件，警方就成功將一個本屬示威者的小勝利（ 「踢保」成功突顯警察濫捕之不合理），轉化成一個令公眾懶得理解的「堵路、衝突、清場、拘捕」事件，在面向公眾這層面上，不得不承認是行動者失利了。與當權者的角力場，不只在街頭的當下一刻，更包括公眾的支持。特別面對這警權高漲的形勢，要有效反抗便不能被牽鼻子走，如何重奪議題的主導權，這是值得行動者思考的問題。

以上案例都是有所本的，使用「落敗遞補制」的其他可能情還有不少，每一個都有違一般人的普通常識，每一項都是民主社會與威權社會都不會出現的奇聞，可見這模式創意無限，等閒之輩是想不出來的。它的發明者必會在國際政治教科書佔一席位，屆時亞洲國際都會出品的「香港模式」就會流芳百世，香港學者也得沾光被當作它的代言人，真是教人想起也興奮啊！

偶像與社群

李祖喬 《META》主筆
am730 2011-06-08

唐英年要青年反問為何做不到李嘉誠，意思是叫人把握機會和努力向上。不過例子舉錯了，不知道有關李氏的民間傳奇已由「膠花」變「力牆」。但批評唐英年可以有兩個角度：一，陳腔濫調地重複「社會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二，我們為何須要偶像。如果要建立新香港人的價值，就要從第一角度跳進第二角度。第一角度只是重複了舊香港人的固有觀念：人是經濟人，把握從天而降的「機會」和「機遇」，向著某個經濟階層進發。

人向「上」望而鄙視「下層」，沉迷家族爭產和豪門婚宴而不聞不問清潔工和小販自力更生的勞力付出；人自認為是可以「把握機會」的獨立個體，甚麼都可靠自己在市場自由解決，忘記了市場本身便需要政府提供公平的遊戲規則和安樂居所為基礎前提，所以成功人士反覆申述自己全靠勤力，卻不會感恩社會提供甚麼教育、福利和醫療的基礎和市場空間，造就「機會」給自己遇上，對社會隨心關愛卻無所謂責任。不向「下」關懷、不感激孕育和照顧自己的「左右」環境，只向「上」崇拜，就產生了偶像和希望成為偶像的粉絲，重點在擺脫這種對「香港人」的認識觀念，了解到香港是個互相連結、守望相助的社群。人可向上望，但不能忘記城市的基礎要包括基層的勞力付出；機會要把握，但不應忘記產生機會的環境，不能剷除社區，消滅家園，然後叫市民自己「把握機會」，窮則北上。此非理想主義空話。實際地說，大陸台灣也已夠多李嘉誠粉絲，機會也比香港多。要發揮香港本土比較優勢，就不能再崇拜豪門，而是回到建立社群價值的香港。香港之所以為香港，非因富豪和高官的高等智慧和個人努力，而是建立於中產和基層對文化、法制、社群權利和人的尊重和守望相助。

香港如何把握司法紅利？

崔偉恆　Roundtable Pioneers總幹事
信報 2011-06-10

最近，社會上有很多人提到融合的問題。在上層精英圈子中，有來自商界和政界的精英，均擔憂內耗可能拖慢本港與內地的融合；他們的前提往往是：如果香港不與內地融合的話，香港會慢慢失去優勢。

這個論述可說是是「上熱下冷」。何謂上熱下冷？就是上層人士對融合相當熱中，他們認為透過香港與內地的融合，便可維持或擴大香港在珠三角、以至在全國經濟發展的領放位置。

產業升級帶來陣痛

商界預見香港一些優勢會慢慢給其他城市追上，可謂「愛之深、痛之切」。然而，結構性問題總是政治經濟相結合，進一步融合的代價，是「打工仔」、包括中層和中下階層的市民， 甚至中上階層都會受到波及。200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在年前的專欄提到，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通過之後，美國很多藍領工人失去工作，工作流失到墨西哥。

同一時間，專業服務提供者失去的生意，也流到印度、馬來西亞等英語區，當中的法律研究、訴訟的前期工作、撰寫醫療報告均作外判；反觀不能外判的，如辦公室清潔等，則沒有削減。所以總的來說，區域化和融合， 很大可能是意味失去工作機會。近十幾年來，大家見到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國內的農民工也感到城市化、產業升級的陣痛、大學生遇到向上流動機會減少、憑自已實力置身中產階級困難等的問題。

當產業升級時，打工階層都是最徬徨的，所以我們可以解釋為何談到融合時，往往都是上熱下冷。另一方面，在融合和發展問題上，究竟我們要付出什麼的代價？上層精英可能認為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官司令融合減慢，類似上年所謂「八十後」延後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一樣。

原則上，如果香港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繼續維持亞洲領先的金融中心地位，甚至再簡單一點，香港要成為亞洲的財富和貨幣結算中心，在硬件（如甲一級辦公室、高鐵、第三條跑道）以外，香港要持續擁有其他軟實力的優勢；香港的軟實力是上海、新加坡、台北、曼谷、馬尼拉（本文希望現在或將來，香港都不用跟後三者比較）中最好的——香港獨有的，包括但不止於法治（司法獨立和守法的行政機關）、「普通法」、包容文化和社會自由。

行「普通法」吸引投資

在美國，哈佛和MIT 的四位教授（簡稱LLSV）曾經做過一系列研究，研判「普通法」相對於「大陸法」的國家，是最能夠透過資訊公開保護小投資者的利益，進而能夠帶來股票市場的興旺，達致較好的公司管治。這同時解釋了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倫敦、紐約和東京，其中兩個都行「普通法」，亦即解釋了為何香港成為在亞洲最吸引投資者的地方。

最近，提到港珠澳大橋時，本文認為全國（包括南都和本港建制陣營）都應該更清醒和理性的態度應對，因為香港既然透過既定程序，嘗試令到各階層對於政治和政策的後果心悅誠服。

這達到了法律的目的，也是國家和特區法律認可的；這更是國家憲法下特區法院的責任和義務，行政機關的政策考慮，其重要性在此案未至於可以凌駕法治中既定程序的原則。最近對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覆核的批評，有點類似美國社會對於侵權律師的批評，他們認為訴訟律師借法律謀取利益，而且濫打官司。

在美國承辦侵權案的律師，在英聯邦國家律師眼中，特別對於英國的大律師，覺得他們大西洋彼岸的同業動機帶有惡意，導致美國民事訴訟泛濫；所以幾年前的英國的民事改革，Lord Wolfe 開宗明義指出，美國在民事侵權索償官司的泛濫是惡劣例子，須引以為鑑。

在美國，商業機構對自己是否合法、合規的要求相當高，會招募很多的律師，以免受訴訟影響。在藥劑生界行業中，要做大量的測試和工作，免受控告。最簡單和最出名的是，九十年代的麥當勞案（Liebeck v. McDonald's Restaurants）中，一名七十九歲女子遭麥當勞的咖啡燙傷，麥當勞最後被判賠償二百多萬美元。

法律問題法律解決

英國和澳洲等國家均認為這很有問題。不過，侵權的官司其實是保護低下階層的一種方法，當中有政治的考慮（法院姑且稱為政策考量）。早於英國1932 年的Donoghue 案中，就指出要保障沒有合同關係的人，如果受到生產商質素問題的影響，一樣可以尋求協助。

經過四十年後，紐西蘭發覺這樣的發展，可能會有類似美國的局面，也可能影響從商投資的成本、以至惡意官司的泛濫；最後於1972 年，紐西蘭成為第一個廢除「侵權法」的國家，由政府成立意外賠償公司，處理疏忽和責任問題，對意外的受害人根據收入作出賠償，從而減低訴訟開支。

紐西蘭為第一個國家這樣做，就算今天的中國，她們的「侵權法」也集合了「普通法」、日本和德國等法源的經驗。希望在這個故事中，可以讓香港上層精英聽到，其實法律問題由法律解決，自然可以得到其紅利。

網上「惡搞」變侵權 扼殺創意

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
明報 2011-06-01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早前推出了《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以保護知識產權之名，有將網絡自由大幅收窄之嫌。與之同時，選舉管理委員會亦推出了有關網上電視台及電台的選舉活動指引，其「平等時間」規定亦將對網絡媒體掀起寒蟬效應。

兩個同時出台的關於網絡自由的法例修訂，勢必大大限制網絡自由、創意文化，更易使無辜巿民誤墮法網，特別是版權法修訂，稱之為惡法絕不為過。

新修訂 加工圖片歌曲屬違法

根據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表示，將圖片、相片、歌曲加工「惡搞」並上載或轉載，網民在修例下便已違法侵權，隨時要負民事責任。換言之，無論是現時高登常見的「這些機會不屬於我的」截圖、網民為支持日本核難災民而改編的《福島烈士》、甚受網民歡迎的爆笑字幕版《足球小將》，以及其他以二次創作生產的漫畫、圖片、影片，均會全變成侵權。而主流媒體報道或轉載它們，恐怕也會跌入侵權的陷阱。這對民間創意的發展，將會是一個災難。

甚麼是創意？創意的其中一種，就是Repetition with variation，具變化的重複。以「惡搞（Kuso）」為例，它是二次創作的一種，是將嚴肅主題加以解構，從而建構出喜劇或諷刺效果的胡鬧娛樂文化，而其核心則是創意。惡搞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能將現存的文本加入創意，添加新的意義，甚至嘲笑文本本身，例如在網上搜尋「McDonald + Parody」，即可見到許多對麥當勞的惡搞圖片和影片，伴隨的是對其經營手法等各種各樣的批評。

恐打壓異議聲音 消滅多元性

而前年惡搞民建聯標誌的「禮義廉」也是相似情況。當然麥當勞和民建聯大概不會太喜歡這些惡搞，但這些創意卻是一個多元社會、協助大眾進行思考和理解的重要工具，更是無權力者對抗強權的重要工具。消滅這些「雜音」的法例，往往會成為有錢有權的人打壓異議聲音的工具，變相消滅一個社會的多元性。

二次創作也是創作，它注入了創意，也使文本的意思轉變。一刀切的規管，只看版權，不理創意，最終只會令網上出現寒蟬效應、殺死創意、殺死最有活力的文化生產空間。

不鼓勵創意只規管 保護強權？

版權條例不去推廣鼓勵創造和分享的Creative Commons（共享創意）精神，反而以扼殺創意的方法去「保護知識產權」，為有權勢者打造一個「清淨」的網絡世界，真是功德無量！

「知會式」和「路演式」的國民教育科

簡仲威@Roundtable
星島日報 2011-06-05

學校教育自回歸十多年以來，一直在變，變得好與壞不能一時定論。去年特首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指國民教育要加大力度，教育局於是半年內起草了課程框架。早前，多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會，無論是當局的講法、委員的示例、課程框架的演繹都引起了許多爭議，當中存在太多灰色討論空間、太多爭議的地方。

筆者早前亦出席其中一場諮詢會，這場名為諮詢的會議有如一場「知會式」和「路演式」的會議，向中、小學教師硬銷新科。一開始，有委員動之以情，大吐苦水，說近來受了不少風風雨雨；有委員說教育政治化，我們只管辦妥要辦的教育，政治由政客說吧；有官員說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名稱由來，曾考慮德育、公民教育科之類，最後，基於「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施行因而命名。

姑勿論，動之以情，說是否有理？事實上，我們不難發現「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政府有備而來的。一、課程發展處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早於一○年七月一日更名為「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繼而二○一○———二○一一年《施政報告》中，建議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分別於變成二○一二、二○一三學年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二、去年底，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回應《施政報告》中加強中小學課程有關《基本法》與「一國兩制」時，指局方會進一步支援教學的試題庫題型，如圖表題、多項選擇題及資料性題目等等；三、特區政府表明增加學生津貼名額於十二年免費教育中最少有一次機會參加內地交流團，認識國家。

只求學生關懷非真正學習

在上述基礎上，諮詢會中有數所學校分享類近的課程運作經驗，所謂「國民教育」實則是國情認識，國情教育，離不開山區、災區考察、重點建設參觀等等。通過這些活動，以表達香港人關心中國的偉大的發展，關心個別地區的人文關懷。但我們不要忘記關懷某事、某地現況的同時，這些分享經驗並未有為學生剖析事件背後的隱含因素，如災難的人為因素、有害有毒食品源頭與地方政府、幹部的互動關係，亦沒有創造出知理而多角度的面向，認識事件，只要求學生關懷，理解。到底，這些是甚麼情意、品德嗎？

同樣地，局方與委員不斷在兩小時多的諮詢會中，強調新課程的特徵是從小一到中六的十二年免費教育中，不斷貫穿「身分認同」的概念，其理據是學生成長過程中身分認同與個人的自尊感建立關連甚大。難怪關愛基金也會資助約二十四萬名清貧中小學生每人最多三千元參加遊學團。但問題是，為何學生的成長與自尊感的構成必然與國民教育、國民身分認同有直接關係呢？須知道，個人的自尊構成可以是個人成就與信念、個人與別人的成長狀況異同有關。到底新科是期望培養學生甚麼自尊？真的有需要與國?族連上關係嗎？

從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更名為「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課程發展處配合「《基本法》」、「一國兩制」的教學，準備多項選項題等協助教學，我們更加有理由相信這個新科目根本沒有可能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批判思維，多角度分析能力。更甚是，為人師表的我們可能因此違背了教育的本質，情況就如變相的殖民地政府管治一樣，以「知識與權力構成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統治的不可分割的雙重基礎」(後殖民學學者薩伊德，一九七八)。

硬銷猶如「盲婚啞嫁」

一直，我們都信仰德育、公民教育、國民教育都是成長的過程中一些情意、品格的累積而出現的行為。就如戀愛一樣，講感覺(Feel)的，如果沒有Feel，那怕是你的爸、你的媽，說話與教訓同樣可以左耳入、右耳出！難道這樣就叫不孝、不義嗎？如是，愛與不愛是純情感的反應，過去在沒有本科的情況下，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學生也有不同的交流團、考察團去經歷中國，認識國家。現在，何故在教育制度中強行制度了國民歸屬情感的培養呢？

進一步而言，德育、公民、國民明顯是不同邏輯、理念下的詞彙，因此，教育局的四個關鍵項目的名目—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就是「名不正、言不順」。基於這樣的邏輯，這樣的硬銷就更有理由叫我們相信它是「盲婚啞嫁」！這樣的教育模式是「反社會」索求？同樣，教師協助推行是「反智」行為？我們的「專業」到底走到哪裏去？

訪問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艾布拉姆斯(上)

沈旭暉 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
明報 2011-06-07

中東北非發生茉莉花革命後，華文媒體常見左翼學者的分析，對美國右翼聲音則較少報道。筆者為此剛到華盛頓訪問了美國右翼領袖艾布拉姆斯（ElliottAbrams），他是職業律師，曾於列根及小布殊年代擔任幕僚，現職外交關係協會中東研究部資深學人。在小布殊任內，他是新保守主義紅人之一，曾擔任總統特別助理及國家安全會議近東與北非事務高級主任，後升任副國家安全顧問，主理布殊政府對中東的「輸出民主」政策。他對奧巴馬政策自然大不讚同，相信新保守主義並未式微，觀點值得注意。

□沈旭暉■艾布拉姆斯

□作為前朝統籌中東的決策者，你認為中東及北非現在的情是否意料中事？

■精簡的答覆我會說「不」，但亦不完全屬意料之外。早於2003 年，布殊總統已警告此類獨裁政權基本上是不穩定的，華府亦於去年1、2 月成立埃及工作組，定期與埃及官員會面，曾警告若穆巴拉克操控大選、試圖讓兒子繼位，埃及將動盪不安。我們雖未有預測到埃及的局勢發展，但絕對有警告情會很困難，所以我們相信布殊推動中東民主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現政府的態度則是比較不清晰的。

□類似革命會在其他地方出現嗎？

■突尼斯革命後，我曾撰文探討事發因由，認為問題並非出在制度，而是出自家族的管治，即本阿里總統和他的夫人。這情會在哪裏複製？答案自然是利比亞和埃及，因為兩地都是家族式獨裁統治的，所以我早認為突尼斯的方程式會應用於兩地。起初我認為敘利亞會是例外，雖然當地也是家族式獨裁統治，但打壓卻異常的強，慶幸我的估計錯誤，敘利亞示威已開始升溫，大概是資訊科技發達的原故，令阿薩德無可能像父親般武力鎮壓吧。

需釐清「偽共和」與君主制

□那其他鄰國呢？巴林和沙特的動盪是否最出乎意料？

■我們必須釐清「偽共和」與君主制的分別。所謂偽共和即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利比亞、埃及、敘利亞等國，它們的選舉受操控，統治家族勢力龐大，政府的合法性受質疑。君主制國家則有點不同，王室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例如在約旦及摩洛哥，王室比政府相對有優勢。若然人民不滿經濟環境，責任在總理而非在國王、君主，因此那裏的局勢還是相對穩定的。

奧巴馬沙特政策純利益主導

□布殊既要推動中東民主，為什麼支持沙特的君主制度？

■他曾答過這問題，說民主與國家傳統文化是不應有衝突的，例如丹麥、瑞典、英國等有國王，日本則有天皇，但它們都是民主國家。我們曾對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說， 「則使你們抗拒西方民主價值，也必須承認國家始終不是王室的私有財產，最終有必要與人民達成某方面的管治協議，共享國家財富」。當然是說得比較有技巧。布殊曾指出民主自由化是世代工程，意思就是鼓勵沙特向君主立憲制發展，對此我們是清晰的。只是沙特王室極之反對任何民主化或議會制，例如他們痛恨科威特的議會，最終我們稱沙特為「負責任政府」，以減低爭議，其實已是暗示他們要民主化了。此類國家自然有需要改革進化，但也得配合國情，按步就班，成立一種社會契約，讓絕對君主制終止，受某種形式的議會制衡。奧巴馬今天的沙特政策失去了布殊時代的積極性，變成了純粹利益主導。

反戰碰正「中東波」軍費為重要考量

□未來還有什麼可能出現的新形勢？美國會加強在中東的部署嗎？

■先是也門吧。新聞已有很多報道。其次利比亞，它根本是一個管治無效的國家，以致大面積的國土尚未開發，假如利比亞變天，新政府必定會衡量石油在國際市場的價值，正如伊拉克現正大量輸出石油，企圖成為石油大國，那時美國就有更大角色。至於美國傳統盟友方面，只有沙特東部比較混亂，若東部省份推動獨立，情會比現時更亂，會令人擔心突如其來的石油供應改變，會否影響美中等石油入口國，屆時我們將會需要一段時間，去令世界石油價格回落。

□不少外交學者認為伊拉克戰爭標誌理想主義的終結，因為美國民眾會在未來數十年傾向反對牽涉入此類戰爭。你作為當事人，認同嗎？

■我認為這說法是錯的。越戰1975 年結束，美國立即興起此類「不再牽涉戰爭」的呼聲，5 年後美國卻選出一個列根總統，外交思維極之剛猛，並介入阿富汗及中美洲多國。所以即使2007 年以後，美國民眾似乎不想再牽涉戰爭，卻碰正「中東波」及利比亞等問題，逼使奧巴馬一定程度上要介入，只要總統知道方向，民眾是會被說服的。列根的支持度一直高企，因為他能夠說服其外交政策有利於美國，所以我們不擔心民意。民眾擔心的其實是另一問題，即財力。他們可能會說： 「我同意這場戰爭，但國家無錢支持。」這難題是需要正視的。奧巴馬最大的問題是不斷裁減軍費，其實軍費連年減少，已不能再減，防長蓋茨亦認同，但奧巴馬政府卻認為醫療、福利等議題比軍費更重要，這就令美國在中東的政策選擇大大減少了。(下篇預告：假如布殊還是美國總統，會如何處理茉莉花革命？)

中國房地產泡沫危害全球復蘇

凌劍豪@Roundtable
信報 2011-06-10

英國《金融時報》近日分析中國房地產市場是否存在泡沫，探討中國資產泡沫對經濟的影響。中國現時房地產市場興旺，政府在多方面推行調控房價的政策，希望防止地產泡沫。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房地產市場泡沫受全球關注，一舉一動都可能影響全球經濟復蘇及世界的地緣政治格局。

中國房地產極可能出現泡沫，國內到處出現大量空置新樓房。對大部分每月收入不足數千元(人民幣．下同)的平民百姓來說，內地房價實在難以支付。現在內地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約為百分之四十五，如比率達到五成或以上，實屬非常危險。國內空置的房屋說明房地產市場泡沫已出現。

內地愈來愈多人過量使用槓桿來進行房地產投機，這些人往往沒有充分考慮個人財務情況便投機炒賣，之前有報道說，有溫洲人借了巨額金錢來買房。國內更出現過千萬元的房屋及別墅，對收入只有數千元的大眾來說，這是非常難以理解。數據顯示，國內住房價格約是家庭年均收入的幾十倍或以上。

問題是，中國房地產泡沫牽涉全球復蘇及國際貿易。如中國資產泡沫爆破，可能打擊國內出口型的經濟，阻礙全球復蘇。因此，中國房地產泡沫是全球共同關注的問題。全球很多經濟體十分依賴中國對能源的需求，如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除打擊經濟增長外，產業發展更會停滯，令中國對外需求的增長減少，產生全球經濟陷入困窘的蝴蝶效應。

二○○八年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的次按危機，已使全球特別是歐美嚴重衰退。

如中國經濟因房地產泡沫而衰退，對亞洲國家來說是噩夢。

正如《惡兆——中國經濟降溫之後》的作者賀頓(Will Hutton)所說，中國龐大外、人民幣升值和土地政策的問題，令經濟成長已到了臨界點。

對全球一體化的國際來說，中國經濟已不只是本身的問題。

狗急跳牆的日閣大聯合

凌劍豪@Roundtable
信報 2011-06-08

日本傳出民主黨有意與最大反對黨自民黨共同執政，以獲自民黨支持，加快災後重建，並推進社會保障和稅收一體化改革。前內閣官房長官、民主黨代理黨魁仙谷由人正與自民黨副總裁大島理森商討合作的可能。但這被稱為「大聯合」的兩黨聯合政府，只是狗急跳牆的產物，能否達到上述目的也是疑問。

民主黨二○○九年起執政，黨內不少人物有短暫執政的經驗，但或許在野太久，民主黨並沒把握機會鞏固勢力，卻因閣員捲入不同醜聞紛紛下馬，繼有首相鳩山由紀夫、外相前原誠司及仙谷由人，到今天菅直人民望跌至戰後首相新低。

菅內閣上周在不信任動議中全身而退，但朝野對民主黨政權再無信心，近日亦爆出菅直人出爾反爾，拒絕遵守秘密協議下台。民主黨意欲繼續執政，希望踢走菅直人這負資產，但早前地方選舉顯示，此刻舉行大選民主黨必定失去執政權。

民主黨此刻可做的，是如何在僅餘任期內鞏固民望。

要做到這點，解決福島問題是首要任務。解決核問題，以及推進社保和稅制改革，都要得到反對派支持，釋出執政權是唯一籌碼。據日本媒體表示，民主黨有意以在福島問題表現出色的枝野幸男擔任首相，並邀請自民黨強硬派的前防廳長官石破茂擔任副首相，分享權力，可見這只是功能性內閣。

對自民黨而言，這只是過渡措施。自民黨明白，菅內閣早已金玉其外，倒台是遲早問題，但此刻大選，贏了便須接手福島問題這燙手山芋，對自民黨是一大賭注。一旦處理不了，或發生更多問題，便打擊新內閣威信。是以，自民黨想借用大聯合內閣得到政權，繼而在閣內影響政策，解決不了便向民主黨炮轟。

可是，這種借力打力的政策，德國及英國的議會均顯示對合作的政黨無得益，自民黨這如意算盤能否敲得響還是有待考驗。但民主黨和自民黨達成合作之日，就是菅直人時代終結之時。

剛果案提請釋法於政不宜

凌劍豪@Roundtable
信報 2011-06-09

昨天終審庭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下簡稱剛果)與美國基金公司一案中，裁定剛果有否享有絕對豁免權，香港法院無權決定，要求人大常委對《基本法》第十三及第十九條釋法。這是本地法庭首次主動引用《基本法》第一五八條提請釋法。筆者並非法學專家，只希望以國際關係的角度切入，考慮提請釋法對中港的深遠影響。

簡單的案情重組是美國公司得知中鐵投資欠債的剛果政府，要求以該筆款項直接還債，但因中國不受追討，美國公司於是到香港打官司。這些「禿鷹基金」以第三國法庭追討的手法並不罕見，兩年前在英國亦有禿鷹公司對利比里亞作類似訴訟，當時英國全力阻止利比里亞賠償，雖然輸了官司，但英國同時立例阻止其他禿鷹利用英法院向發展中國家追債。兩家公司最後與利比里亞達成協議，該國只須償還百分之三款項。

於法而言，終審庭提請釋法是合理，因為國家豁免權是國家以對等原則賦予另一國的權利，「一國」的行為應交中央政府處理。但法院是次要求不單是解釋「豁免權」是否「國家行為」，更要求人大常委解釋第十三條中「國防」及「外交」的權限。

一旦人大常委決定了何謂「外交」，香港能處理的「外事」權限就欠彈性，令中國及其他國家日後欠缺灰色地帶運作。全球化年代令國家的獨特性模糊，也令地區可承擔某些國際事務。香港的獨特在於半獨立的國際地位，是中國在國際的獨特棋子。一旦被框死，或被其他國家質疑其自治領域的獨立自主，中港將失去國際政治的戰略彈性。

在確保此戰略彈性下，較可取的方法有二︰一是如沈旭暉教授的建議，設立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對口的法定機制，以行政方法決定是否觸及外交，並統籌不同部門的涉外關係，以外事配合外交；二是考慮中國二○○五年簽訂的《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終院決定該公約是否適用於香港，或就個別國際公約要求釋法，這比解釋「國防」「外交」輕微得多。

本周凌劍豪於信報刊登之其他評論
2011-06-08 狗急跳牆的日閣大聯合
2011-06-07 香格里拉對話的合縱連橫
2011-06-06 中俄表態利比亞踏入新階段
2011-06-04 毒品合法化的如意算盤可敲響？